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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

　　1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2年1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12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12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1569人，这是连续第11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5376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134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6756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2022年共查处问题37567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9%。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38.6%、21.0%、18.5%。

　　从查处级别看，2022年，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503起，查处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6849起，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88014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2.3%。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整治损害党的形象、群众反映强烈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防疲劳厌战。要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挖根源、找准症结，精准纠治、增强实效。春节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节前教育提醒，确保党员干部风清气正过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陆丽环)

　　驰而不息纠治“舌尖上的浪费”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制止餐饮浪费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纠治“舌尖上的浪费”作出部署。踏上新征程，要牢记“三个务必”，把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抓不懈、综合施策，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推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餐饮浪费看似小事、实关大局，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一抓到底。“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餐饮问题不只是个人消费行为，更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大局。餐饮环节的粮食浪费不容小觑，在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态势下，制止餐饮浪费增加了“无形良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举措。餐饮风气还是一个政党、一个社会风气状况的直接体现，如果任由浪费之风滋生蔓延，将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必须坚决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把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和党的优良作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认识和把握纠治餐饮浪费问题，将其作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内容，坚决抓下去，让节俭用餐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纠治餐饮浪费，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贯通发力消除薄弱环节。在各地区各部门的持续努力下，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问题得到有力遏制，全社会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不断浓厚，纠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部分党员干部厉行节约的思想根基不牢固、行为惯性没有彻底扭转，公务活动用餐超标准、虚列开支套取公款大吃大喝等问题时有发生，商务接待、婚丧嫁娶宴请等方面餐饮浪费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地方、部门纠治餐饮浪费搞“一阵风”，监管执法工作还需加强。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和坚定，加大工作力度，密切纪检监察机关与职能部门的协作，合力纠治餐饮浪费问题。要紧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紧盯公务活动用餐、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食堂用餐，加强监督检查，严肃纠治公款餐饮浪费问题，形成有力震慑。要以强监督促强监管，推动职能部门各尽其责、严管所辖，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创新监管手段，加大执法和曝光力度，深入治理餐饮浪费问题。

　　纠治餐饮浪费问题绝非一时之功，必须纠树并举、久久为功。在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要注重从思想根源、制度机制上发力破解，抓出习惯、化风成俗。要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之风。从党员干部抓起，强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推动模范践行“光盘行动”，无论在公务活动用餐，还是在操办婚丧喜庆、日常聚餐、个人消费中，都做到自觉反对浪费，持续涵养节约习惯。立足职责移风易俗，推动文明餐饮理念进餐厅、进社区、进单位、进校园、进家庭，大力破除讲排场、比阔气、爱面子等不良风气，让节俭用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要健全反对餐饮浪费的长效机制。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把纠治公款餐饮浪费的要求进一步体现到公务接待、招商引资招待、国有企业商务接待、单位食堂用餐等制度中，明确细化有关规定。推动完善餐饮行业反浪费的政策规定、标准体系、奖惩机制等，为市场主体执行、监管部门执法提供操作性强的政策依据，不断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春节是团圆聚会的重要节日，也是餐饮浪费容易滋生的节点。佳节将至，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厉行节约，带动全社会力戒铺张浪费，努力营造良好氛围，让节日的烟火气中充盈文明节俭之风。(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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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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