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IDC发布中国智慧城市数据跟踪报告 华为云夺得政务云市场三项第一******
近日，全球领先的IT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IDC发布《中国智慧城市数据跟踪报告2022 H1》，报告显示，华为云在政务云整体市场保持第一，持续扩大政务云市场领先优势。此外，华为云还在政务云多个细分市场中位居第一。在政务云基础设施和政务专属云基础设施市场，均拔得头筹，持续领跑。
IDC发布《中国智慧城市数据跟踪报告2022 H1》依托“一城一云”理念，华为云深耕城市数字化
从“政务云”扎实布局，到“城市一朵云”的云平台升级，云在政务与城市数字化的新引擎作用愈加凸显。基于“一城一云”理念，华为云推出云原生的“城市一朵云”解决方案，以政务云为核心，运用云原生、分布式等先进技术，构建城市各级、各行业统筹的云资源管理服务能力，形成一体化算力调度体系、协同数据治理体系、共性能力支撑体系以及统一的应用生态市场，面向政府治理、产业发展、社会服务等提供安全可信、长效运营的“城市云”服务。
作为行业领先者，华为云依托在纵深行业的成功实践经验，秉持“经验即服务”的理念，携手伙伴，共建生态，帮助客户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深耕城市数字化，支撑新时期的智慧城市建设。从“政务云”到“城市云”，自2012年至今，华为云已累计服务了超过700个政务云项目，其中包括国家部委级项目40多个，与150多个城市共建“一城一云”，并取得中国数字政府大数据管理平台市场份额第一。
释放数字生产力，华为云Stack赋能政府迈向深度用云
立足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新阶段，华为云持续创新，近期发布华为云Stack8.2方案，并打造城市智能中枢、城市数字孪生、智慧财政等多个政府行业解决方案，携手政府客户迈向深度用云，全面释放数字生产力。
在城市治理领域，华为云Stack提供城市智能中枢解决方案，基于AI实现城市事件的智能感知、智能处置、智能分拨，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在深圳福田区，已经实现由智能分拨替代人工分拨，每一单的处理效率从原来平均4分钟提速到50秒，且准确率高达90%以上。
华为云在深圳福田建设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城市智能中枢在智慧城市领域，华为云Stack推出城市数字孪生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城市数字孪生共性技术底座，全面赋能水利、环保、交通等行业场景创新，激发城市新活力。
在智慧财政领域，华为云Stack基于应用现代化技术打造财政一体化解决方案，并联合陕西、湖北和江苏三省财政客户发布《财政数字化最佳实践白皮书》，共同推进财政数字化进程。
华为云Stack发布《财政数字化最佳实践白皮书》实践出真知，华为云携手多地政府共建城市云
华为云通过云原生“城市一朵云”技术架构，以应用角度出发，实现从统一“上云”到“云上”业务的高效运转，打造更具韧性和创新的城市数字平台。目前“城市一朵云”解决方案，已在武汉、长沙、贵阳、盐城等全国多个城市落地。
在武汉，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赋能中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中心、科技创新孵化中心”四大中心，华为云全面赋能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三大重点应用领域，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服务。
在长沙，率先全国打造了“一主多辅、多云融合、自主创新”的政务云新体系，构建技术先进、资源共享、弹性扩展、响应高效的全市“政务一朵云”，联合华为打造了长沙政务云创新中心，成立了全国首个“鲲鹏政务云标杆实验室”。长沙“政务一朵云”有效支撑了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居、产业经济等各领域智慧应用，带动了以飞腾、鲲鹏CPU和麒麟操作系统为核心的“两芯一生态”产业发展，助推长沙建设全国新型智慧城市样板和标杆。
在贵阳，华为云联合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打造“贵阳城市云”，对政务云、国资云、行业云、中小企业上云四大领域进行整体架构设计和实施，建立城市数据资源体系和城市数字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云-数据-安全”一体化的基础支撑体系，助力贵州省市一体化数据协同共享和业务创新发展，全方位助力贵阳贵安“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在江苏盐城，通过技术创新和持续运营为核心驱动，深耕数字土壤“城市一朵云”赋能场景化应用、服务客户。以云原生夯实智慧城市数字底座，依据盐城城市的发展方向构建良好应用生态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城市高水平、智能化管理和运行。让数字化转型成为盐城数字经济的“加速器”，助力“数字盐城”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加快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智慧化转型发展。通过数字化提升城市运行效能，不断破解城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成为城市数字化建设的新方向。华为云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智慧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法论，并通过基础设施即服务、技术即服务、经验即服务，构筑智慧城市云底座，实现“一城一云”，激发智慧城市数字生产力，助力中国城市开启智慧城市建设新十年。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
)